（一）“公共利益”损害不包括对特定人、具体主体的损害

 

 

对特定人的损害可以通过传统民事诉讼制度进行救济，如果“人数众多”，则可以运用代表人诉讼等群体性诉讼制度解决，无须利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假如某移动APP非法收集较多用户的数据，用户身份如果是具体的，应由用户自行提起民事诉讼，只有在对象为“不特定多数人”的时候，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才能启动。“不特定”强调侵害行为没有特别的指向性，受害主体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多数人”强调的是相对较多的受侵害对象。

 

 

 

（二）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应达到一定标准：损害是可预测的、客观存在的，而非想象的、可能性的状态

 

 

 

公共利益中的损害既包括“实害”，也包括“可能发生的损害”。从我国立法的规定来看，对“侵害”的认识也呈现出从“实害”到“实害+可能发生的损害”的变化过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和《环境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有“实害”发生，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中，则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规定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将“可能发生的损害”也视为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害。值得注意的是，“可能发生的损害”属于一种“重大风险”，这种危害可以依据“经验法则”（empirical rule）加以判断，即应当是：根据现有经验可以预测的、客观存在而非想象的、损害的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