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名权及其扩张保护的由来

 

姓名作为一项权利来保护肇始于近代西方民事法律制度的诞生。不过，也许是受到古代罗马法并没有对于姓名保护一说的影响，1804年率先以法典为名三编制的《法国民法典》“人法”编中并没有出现涉及姓名的规定。1898年的日本民法亦无此规定。但此后两国均通过相关修正案或判例肯定之。

 

姓名作为一种权利的存在，其在我国立法的进程中很早就被提及。1980年的《婚姻法》对应条款有：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1款也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不过，《民法典》颁布之前，尽管司法实践中对姓名权扩张保护的呼声较高，但从立法层面始终没有对应的法律规定。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把姓名权扩张保护的笔名、艺名、译名等，作为一种与《商标法》第三十二条所涵盖的著作权、名称权、肖像权等在先权利同等对待。2019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2款，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这是从法律规范层面，第一次出现了对姓名权扩张保护的条款。

 

 

二、姓名权扩张保护之争

 

尽管《民法典》已对姓名权扩张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民法典》立法进程中，以及相关案例所带来的争议，让人格权——这一并不体现财产属性的权利，在其受到侵害时，需要以财产上金钱赔偿作为对价，而这种赔偿通常又是一种财产责任，使得姓名权到底是一种非财产性质的人身权利，还是兼具财产价值属性，由此引发各方争议。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学界对于姓名权与姓名的商标化权益采取一元保护论亦或二元保护论的争议从未停止。孔祥俊教授认为，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虽均以姓名为客体，但在性质上属于不同的民事权益，有着不同的保护路径和条件，现行法律也将其纳入不同的保护序列，故应将其区别对待并使其各得其所，将姓名的商品化权益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利益。[1]《民法典》立法过程中，有学者对姓名权扩张保护也提出了不同意见。石佳友教授认为，对艺名、网名与姓名和名称同等保护并不妥当。因为艺名、网名的归属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竞争法问题，不能简单比照姓名权进行处理。[2]

 

 

姓名权扩张保护之所以引来学者不同的声音，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就传统的大陆法系而言，人格权权利和财产权利没有丝毫挂钩。姓名权扩张以后，其最显现的要素是其所带来的财产权益。对于姓名所承载的财产价值属性，竞争法上的司法实践显然是受到了现代美国法的影响，而美国的相关法律路径是隐私权（精神权利）和公开权（财产权利）二元论的保护模式。

 

公开权（rights of publicity），也有翻译成形象权，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商业化使用的权利。其中的身份，包括人的姓名、肖像。其中的使用，包括自己的商业性使用和许可他人商业性使用，如许可他人在商品上或广告上使用自己的姓名或肖像。[3]应该说，美国法上这种直接把姓名、肖像等权益归之于财产利益，是从竞争法的视角进行考虑。美国法的这种赋予名人姓名商品化权益的模式，与之对应的是由于隐私权等保护强度较高，客观上促使了名人姓名等权利的商业价值提升。

 

三、姓名权扩张保护条件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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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姓名权扩张保护，《民法典》给出的两个条件是：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笔者认为，这两个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有一定的难度。

 

一定社会知名度，这是难以量化的判断标准，司法裁判中法官如何把握是个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编写的书籍中的观点是，具有一定知名度是指在某一领域内，拥有较高知名度，为公众广泛熟知。[4]笔者认为，尽管每一个人都有姓名，但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只有名人的姓名才有被侵害的可能。

 

名人，因其姓名所蕴含的特定内涵而具有经济价值的属性，故容易成为被他人使用、盗用、冒用或抢注商标的对象。笔者认为，只要是以普通人的视角，名人因其姓名被他人造成误认，亦即识别错误，即可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条件。

 

 

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一说，笔者认为，混淆是来自于商标法上判断商标是否构成侵权的标准，是消费者对商品标记或服务标识的一种误认。商标法上混淆有特定的消费群体——消费者。姓名权扩张保护中他人通常指一般公众，普通人如何对此把握，实难有标准可言。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意见看，实际是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进行判断的。

 

 

四、姓名权扩张之体育明星

 

体育明星姓名的影响力，在体育及其周边产业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商业价值。如，佳得乐品牌是NBA的官方饮品赞助商，其还拥有飞人乔丹的代言，因而成为了体育运动饮料的翘楚。体育明星的姓名随着明星本人在体育界及公共视角中的知名度的提升，而逐渐承载高估值的商业价值。体育明星姓名的商品化价值，让某些嗅觉灵敏的商界人士产生搭便车的欲望，以牟取体育明星姓名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突出的表现是商标抢注。如，NBA球星乔丹、姚明，法国著名球星姆巴佩等都遭遇了这种境遇。

 

从法律实践层面看，抢注体育明星姓名为商标，主要存在以下原因。首先，商标注册成本低。目前注册一个商标仅需花费几百元，即使委托代理机构，成本也是千元之内。对商标掮客来说，这样的费用和抢注成功后可能获得的商业利益相比差别巨大。因而，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都会为利而“铤而走险”。当然，这种“险”更多的可能来自道德层面，而现有法律难以对其有严厉的惩处。

 

针对体育明星的姓名商标抢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体育明星的自身保护和防范意识的培养。姓名权虽然也有公法上的法律意义，但体育明星的姓名商业价值凸显后，更多的是私法上的个人利益，如注册成商标。篮球巨星姚明在赴美国加入NBA之前，就已经在45个类别上全部注册了姚明商标。可见，因为有了姚之队的整体规划，姚明团队对姚明品牌的价值已早有预判。从其与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侵犯人格权暨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看，无论是从姓名权还是不正当竞争视角出发，都有充分的依据，胜诉亦是必然。其次，体育明星之商业价值管理。体育经纪人较多侧重于维护明星的合同利益，而对涉及体育明星姓名这种纯私人化的利益鲜有顾及。因此，对于业内有知名度的体育明星而言，应有整体商业管理的意思，瞄准市场定位，保护自己的姓名的商业价值。

 

五、姓名权扩张之案例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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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实践的意义讲，《民法典》之所以要对姓名权扩张问题作出明确法律规范的回应，实乃司法实践中涉及姓名及姓名扩张保护案件的不断出现的原因。对此，法律或司法解释必须有对应的实体性规范，以利于人民法院裁判规则的有法可依。以下笔者所分析的侵犯姓名权或侵犯姓名权扩张利益的两个案例，是直接利用了他人姓名或艺名的情况，体现了姓名权权利扩张保护之说。

 

（一）姚明与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人格权暨不正当竞争

 

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下称云鹤公司）在未经姚明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姓名和肖像用于生产和销售的“姚明一代”产品及其宣传上。姚明认为，云鹤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姚明的人格权，亦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请求法院判令云鹤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武汉中院一审认为，姚明因其自身的努力，凭借其在男子职业篮球领域取得的成就及其良好的社会形象，在广大消费者中的影响力而产生的相关权益受法律保护。云鹤公司在商品销售的宣传过程中，多次使用姚明的肖像及姓名，将其生产和销售的运动型产品与姚明相联系，既侵害了姚明的姓名权及肖像权，也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判决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酌定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姚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由云鹤公司赔偿姚明经济损失共计100万元。[5]

 

篮球巨星姚明的人格权暨不正当竞争案，是国内著名球星以姓名权为主要请求权基础的典型案例。对于该案，显然姚之队在提起诉讼的时候考虑最稳妥的权利基础是姚明的姓名权。云鹤公司其实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企图借姚明之名牟取不当利益。本案中，姚之队并没有以商标专用权提起诉讼，因为这里涉及到注册商标的商标化使用的问题。姚明同时认为对方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姚明姓名的商业价值，对方使用著名球星姓名后可能获得到相关利益等。虽然是自然人的姓名，但姚明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体育名人广泛的知名度，已经突破一般人姓名本身的识别属性，而具有更多的商业价值内涵。

 

（二）易建联与福建省名乐体育用品公司——在先姓名权之争

 

2003年4月，福建省名乐体育用品公司在运动鞋、服装等商品上提出商标注册申请，后获准注册了“易建联”商标。2006年初，当易建联在篮坛已闯荡出一片天地后，他意欲将自己的姓名注册成商标投入商业使用却遭到驳回时，才发现已经被陌生人注册成商标了。2010年初，易建联提起了首例涉及在先姓名权的商标行政案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肯定了易建联关于在先姓名权的主张，撤销了诉争商标。[6]

 

尽管《商标法》三十二条有明确的规定，申请注册商标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但本案审理发生在2010年，其时姓名权是否属于《商标法》所保护的在先权利，并没有具体法律或司法解释的释义。法院最终参考了《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即：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从而肯定了易建联姓名权可以作为在先权利。该案的裁判其实也为后来著名的乔丹案做了铺垫，肯定自然人的姓名权，特别是知名人物的姓名权，是对自然人姓名权扩张保护的有利补充。

 

商标法学者黄晖认为，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自然人笔名、艺名等，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3）规定的“姓名”。这种保护着眼在与商品有关的姓名权益，尤其是该他人是一个体育或演艺界的明星时更是如此。[7]

 

六、结语

 

就《民法典》姓名权及其扩张保护问题，笔者认为，在姓名权扩张保护的条件上，司法实践中不应设立过高门槛，只要存在姓名识别上的错误，让一般公众有误认的可能，即可以作为侵犯了他人姓名权前提条件。

 

毋庸讳言，《民法典》对姓名权扩张保护是一面旗帜，起到了指引和确立基本方向的作用。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所作出的涉及姓名权的规定，是竞争法意义上的对姓名权扩张保护，并非姓名权的二元保护论说，而是遵循《民法典》相关精神、原则前提下的有益补充。且这些补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不断增添更多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