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IPTV平台当中所提供的“回看”服务不同于直播，其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回溯式的、可重复的观看体验，用户通过点击“回看”按钮即可在线观看存储于IPTV平台运营方的服务器中的涉案作品，与通常而言的内容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在线播放服务并无本质区别。回看服务的行为已经落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畴。

 

 

 

案情摘要

 

 

上诉人（原审被告）：爱上电视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爱上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爱奇艺公司）

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简称河北联通公司）

 

 

爱奇艺公司依法享有涉案作品《花千骨》的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因认为河北联通公司与爱上公司合作运营的“河北（石家庄）联通IPTV”通过“回看”收费专区，向其用户提供涉案影视剧的在线播放服务，构成对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爱奇艺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河北联通公司与爱上公司针对其侵权行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在审理中，爱上公司辩称，其依据广电总局的相关文件，负责集成全国资源，开展IPTV业务是有相关政策依据的；其获得了涉案影视作品的授权，提供作品播放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回看是直播技术的延伸，属广播权范畴，且限时7天，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要件。河北联通公司则辩称，其仅提供网络技术服务,涉案作品由爱上公司提供，相关的侵权责任应由爱上公司承担，与联通公司无关；其已将涉案作品进行下架处理，不构成侵权；爱奇艺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判令被告河北联通公司与爱上公司共同赔偿原告爱奇艺公司经济损失100000元及合理开支3000元；爱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敏、实习律师姜兆盼作为原审原告、被上诉人爱奇艺公司的代理人参加本案二审阶段的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一审、二审判决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在案证据，针对二被告行为是否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应当如何承担法律责任进行了如下分析：

 

 

 

首先，通过“IPTV限时回看”业务使用作品，是否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畴。爱奇艺公司认为，二被告通过其共同运营的平台，在“回放”栏目中提供影视剧《花千骨》的点播服务，使得用户得以通过涉案平台以交互式的方式，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侵害了其就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爱上公司提出的涉案回放功能应属于广播权的控制范畴、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范畴的抗辩，二审法院认为：“‘回看’服务本质上不同于‘直播’，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回溯式的、可重复的观看体验，用户通过点击‘回看’按钮即可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线观看存储于爱上公司服务器中的涉案作品，与通常而言的内容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在线播放服务并无本质区别，故被诉行为落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爱上公司认为其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其次，根据三网融合的政策规定以及双方的合作协议，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爱奇艺公司根据在案证据认为，未经授权擅自使用涉案作品的“河北（石家庄）联通IPTV”平台系由河北联通公司运营，并且其向用户收费提供涉案作品的在线播放，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河北联通公司提交了其与爱上公司签订的《IPTV业务合作协议》，以及有关三网融合的多份国家政策文件，用以证明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对IPTV集成控制平台建设和管理进行了相关规定，并表示涉案作品系由爱上公司提供，河北联通公司仅提供网络传输技术服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河北联通公司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交的公证书中仅显示有‘河北IPTV’，且相关二维码亦显示与河北联通公司相关，无任何爱上公司的相关标识，他人无法知晓涉案作品由爱上公司提供；其次，联通公司与爱上公司签订的《IPTV业务合作协议》中未显示任何与回看业务相关的内容，亦无任何直接指向涉案作品的相关合作条款，无法证明河北联通公司在涉案行为中仅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再次，二被告均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爱上公司获得涉案作品的相关授权。”最终，法院判决河北联通公司与爱上公司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共同赔偿爱奇艺公司的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对作品的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需要分别获得作品权利人的许可。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与“大屏时代”的方兴未艾，汇集“直播”“回看”“点播”甚至游戏互动等内容的互联网平台，在为用户提供更加多样的交互式视听体验的同时，也在权利人与行为人之间引起新的争议。

 

 

 

法律本身是利益平衡的体现，精准适用法律，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本案针对证据中显示的传播行为，透过“限时”的表面现象抓住其“交互式”传播特征，明晰“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区分与适用，为传播作品的行为人明确了行为规范，为权利人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指明了方向，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