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要满足全球互联的实际需求，通讯行业技术标准的统一程度远超其他行业。在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的组织，和7个组织伙伴（欧洲ETSI、美国ATIS、日本TTC、ARIB、韩国TTA、印度TSDSI、中国CCSA）的参与下，一套涉及3G、4G、5G等技术的行业标准被制定出来。使用这些通讯技术的企业势必会执行3GPP的技术标准，但同时又不可能绕开标准中涉及的必要专利，因此通讯行业相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出现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和许可费用的纠纷。

 

 

 

在华为、中兴、小米、OPPO等公司的带领下，中国的通讯技术与设备在过去的十年经历了飞速发展。历经3G、4G时代，中国企业俨然在5G时代的关口呈现出对欧美国家弯道超车的势头。在中国企业纷纷进入通讯行业赛道与欧美企业同场竞技的当下，这些中国企业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标准技术专利纠纷的混战之中。

 

 

 

2014年，无线星球在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诉华为侵犯其标准技术专利；华为于2017年请求深圳中院确认其不侵权并确定其与无线星球之间标准技术专利的许可费率。而在世界的另一边，英国伦敦高等法院支持了无线星球的禁诉令请求，要求华为撤回在中国法院对无线星球的诉讼。华为最终无奈撤诉。

 

 

 

2016年，华为就三星侵犯其4G通信相关专利及违约在深圳中院提起诉讼；三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就华为专利侵权及违约提起反诉。在深圳中院于2018年判决三星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之后，三星向加州法院申请禁诉令得到批准。加州法院裁定在该院审理双方争议之前，华为不得执行中国法院关于三星停止侵犯其中国专利的判决。华为最终与三星私下达成和解。

 

 

 

在以上案件中，中国尚未引入禁诉令制度，且对禁诉令没有任何反制措施。中国企业当时在标准必要专利国际诉讼中的尴尬处境不言而喻。境外法院一纸禁诉令便可使中国企业失去本土法院的司法保护，只能选择撤诉或私下和解。

 

 

 

这个阶段的中国仿佛新学校里的老实孩子，吵架时刚怯生生地喊出那句“你XX”，便立马被欧美校霸们那句“反弹”怼得哑口无言。但老实孩子不断总结自己吵输的原因，在不断的努力和学习下慢慢提升段位。

 

 

 

 

被校霸用“反弹”欺负多了，老实孩子久了也学会用“反弹”来怼人。

 

 

 

康文森于2017年7月向英国法院起诉华为专利权侵权；2018年1月华为请求南京中院确认其不侵犯康文森专利权，并确认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使用费，康文森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4月康文森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法院起诉华为专利侵权，杜塞尔多夫法院判决华为停止侵权。

 

 

 

在华为的申请下，最高人民法院签发禁诉令，裁定“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不得在本院就本三案作出终审判决前，申请执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的一审停止侵权判决”，并且规定了“如违反原裁定，处每日罚款人民币100万元，按日累计”的处罚方式。

 

 

 

此案是我国首个禁诉令案件，并入选成为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度报告55个典型案例之一。裁判要旨中总结了签发禁诉令的考虑因素，包括“被申请人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对中国诉讼的审理和执行是否会产生实质影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确属必要；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损害公共利益；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符合国际礼让原则；其他应予考虑的因素”。这个案件开启了中国法院使用禁诉令的时代，对之后的中国法院处理此此类国际诉讼具有指导性意义。

 

 

 

作为套娃游戏的老玩家，欧美法院紧接着中国法院喊出的“反弹”，无比熟练地接上一句“反弹无效！”

 

 

 

在OPPO和夏普的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夏普在德国慕尼黑第一法院起诉OPPO侵犯其专利权，而另一边OPPO请求深圳中院确认其不侵权并确认专利许可使用费率。在OPPO的申请下，深圳中院签发禁诉令，裁定夏普在本案终审判决做出前不得向其他国家、地区就本案所涉专利对OPPO提出新的诉讼或司法禁诉令，并规定了每日100万元人民币的违反罚款。仅在深圳中院发出禁诉令的7小时后，慕尼黑第一法院便签发了“反禁诉令”，责令OPPO公司申请撤回深圳中院的禁诉令。

 

 

 

另一手机企业小米与知名NPE企业InterDigital之间亦经历了如同OPPO、夏普之间的“套娃”大战。在武汉中院同意小米的保全申请签发禁诉令之后，印度德里法院和德国慕尼黑第一法院先后签发“反禁诉令”，要求小米申请撤回禁诉令。2021年8月3日，InterDital官方宣布与小米达成和解，双方撤销所有未决诉讼，并签署了全球范围的非独家专利许可协议。

 

 

 

相较于禁诉令，反禁诉令出现的频率原本并不高。然而在通讯行业竞争白热化的当下，通讯巨头之间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争斗也愈演愈烈，使得反禁诉令这类带有明显对抗性的特殊“禁诉令”在最近几年屡见不鲜。足以见得如今通讯战场上企业与企业之间、法院与法院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针尖对麦芒。

 

 

 

 

在前文提到的OPPO和夏普的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中，虽然慕尼黑法院签发了反禁诉令，要求OPPO公司申请撤回禁诉令，深圳中院通过法庭调查“固定了夏普株式会社违反行为保全裁定的事实和证据，并向其释明违反中国法院裁判的严重法律后果”，使其自愿无条件撤回其在慕尼黑法院的反禁诉令申请。

 

 

 

深圳中院的这一行为被欧盟称为世界上的第一起“反反禁诉令”（Anti-Anti-Anti-Suit Injunction)。深圳中院没有通过保全裁定要求夏普撤回反禁诉令申请，而是当庭向夏普阐明利害关系成功劝退夏普。其效果完全不输于正式签发“反反禁诉令”，完美地“无效”了夏普和慕尼黑法院的“反弹无效”，亦可谓是“无招胜有招”。自此中国在禁诉令的套娃游戏中成功跻身于高手的行列。